第一代农民工晚年岁月②｜进城打工40年，他靠挑煤在城里买房定居，打算回村养老

2023年5月16日晚上10点过，重庆渝中区，雨渐渐下大了。大石在解放碑逛了一圈后，站在五一路“恒大·解放碑中心”黑洞洞的工地张望许久。这里以前是一排临街矮楼，背后就是因破旧而有名的自力巷。这条巷子，曾是很多进城务工的“棒棒”（即挑夫）的租住地，一度随热门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闻名全网。作为“第一代农民工”，大石曾在自力巷租住了30多年，终于在重庆城里扎下根来……

工地的大铁门虚掩着，大石没有推开门进去看看。自力巷早就没了，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，和一栋没有完工的高层建筑。

时间回到1982年，村里有个石匠在重庆大坪修建游泳池，28岁的大石跟着在工地做杂工，从此留在了城里。一晃已经40年有余，其中有20多年他专职挑煤，后来又做起“二房东”，继续挑煤……“他饿过肚子，吃得苦。”住在重庆合川涞滩镇老家的堂兄石建国说，跟他同一批进城打工的村民，最终都回了老家，只有大石在重庆主城区买了房子，买了养老保险，还把两个儿女也带到了城里并安家立业。

↑在洪崖洞的江边，大石望着美丽的江景陷入沉思

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进城打工40年，大石通过自己的勤劳打拼，完成了一家人的“代际跨越”。

如今，69岁的大石不再挑煤，他“赋闲”在重庆南岸区四公里（小地名）的家中，与儿子住在一起。他不习惯闲下来，“觉得有点无聊和孤独”。他说，等两年孙子读高中了，他就和老伴回老家，“那里才是熟悉的生活”。

解放碑“挑煤往事”他找到留在城里的“第一个好活”

2020年，大石和家人去贵州旅游，有人认出他是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里的“二房东”。他激动了好久，“我们这种下力的人，也有人记得。”

大石出现在《最后的棒棒》里，是导演何苦找他租下自力巷的“豪华单间”。此后，他便时常出现在镜头里：欲言又止地找棒棒“河南”要房租，在破旧的自力巷修门补窗，在夜色中去贴租房小广告，以及挑煤、在工地干杂工……

大石乐于谈及当年打工吃过的苦，刚去重庆的时候，有半年睡在楼道里。“那时候还租不到房子。”大石说，1982年的重庆，城里人的房子也很窄，他见过很多家庭，祖孙三代挤在一个单间里，晚上睡地铺，白天再收起来腾出空间。

当时，整个解放碑一带都是低矮的房子，盖着青瓦，木头柱子，最高不过五层。如今的解放碑，已经全是高楼大厦，繁华得晃眼。5月16日晚上，大石穿着塑料拖鞋，勾着背走在人群里，清晰地跟红星新闻记者讲起解放碑的过去。身边的行人熙来攘往，没有人在意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头，更没人了解这片繁华背后的往事。

↑在解放碑繁华的步行街，大石穿着塑料拖鞋，行走在人群里

1982年的大石，在重庆找到了“活路”。大坪的游泳池修了几个月就完工了，他留在城里开始给人挑煤。这是一个“偶然”的机会，回合川乡下老家之前，他去看望住在解放碑附近的伯父，伯父很忙，让他帮忙挑煤，伯父的邻居也随之找他帮忙。

那时候，重庆居民都烧煤，鸡蛋大小的煤球。居民每个月按家庭人口配发煤票，到固定的煤店购买。对于城里人来说，长时间排队和山城爬坡上坎的搬运，让买煤成了费劲的活儿。也因此，很多人找大石帮忙挑煤，一担煤可以挣2角5分钱。

但煤很紧张，大石常常看到有排队的人打架，他也总是买不到煤，一天只能挑两三担。半个月后，挣不到钱的大石又准备回老家，但在车站等车的时候，他遇到了自己的“贵人”老王。

老王是个清洁工，周末也帮人挑煤，他入行早，有门道。大石说，那时候煤店都是国营的，一个煤店6个工人轮班，卖票、过秤、铲煤。但每次运煤的卡车一到，买煤的人就抢着下煤，再抢着铲上传送带。那些工人往往不用干活，只需要卖票过秤。这需要几个人配合，上面有人铲，下面有人接，还要有人排队、过秤。大石就这样加入了老王的“团队”，挑煤的效率高了很多，一天最多能挑20担，“这收入，比城里的工人都要高好多。”

到后来，大石不仅给居民送煤，也给一些餐馆、单位食堂送煤。晚上忙到十一二点，摆个闹钟凌晨三点又起床去煤店。最忙的一天只睡过1个小时，刚倒在床上，挑煤的同伴就来喊。有一次他走在路上就打起瞌睡来，差点被车撞到，“从此以后我就只走人行道。”

在城里挑煤挣到钱的大石把弟弟也叫到了城里，跟着一起挑煤。人们为了区分挑煤的兄弟俩，于是喊他“大石”，喊弟弟“小石”。兄弟俩的本名，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。

从农村到城市肩上挑了40多年的担子，“很重”……

“大石”的名字属于城里。他的本名叫石中学，这个名字只“留”在100公里外的合川涞滩镇九牛村的老家。

1954年出生的大石是家中老大，后面还有三个妹妹、一个弟弟，童年的记忆伴随着饥饿。8岁那年，学校老师和村干部找到他的父母，把在山上割草的大石送进了教室，但最终只读了三年就辍学了。

他继续割草，到地里干活，挣工分。13岁开始，他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华蓥山煤矿挑煤卖，单程就要走30多公里。一起挑煤的堂兄石建国记得，那时候大石又瘦又小，只能挑五六十斤。

傍晚五六点从合川涞滩镇的家里出发，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到煤矿上。挑上煤往回走，到了渠江边上，又把煤放上船，大家拉着纤绳再走数公里。到家的时候，天就已经大亮了。

大石体力跟不上，把煤挑回家后，他必须休息两天，再挑到周边集镇去卖。成年后，大石体力惊人，可以挑130斤煤每天走在路上。他有两次挑过140斤，但回来后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。他没敢再尝试，挑130斤已是上限。

大石的挑煤营生，成了这个大家庭最紧要的收入。直到28岁，他到重庆城里做了几个月杂工，此后在解放碑又开始了挑煤。

↑大石记了几十年的账，但最终全都丢失了，只剩下最近这一本

五一路路口以前有个煤店，大部分时间，大石守在这里挑煤。现在已经无迹可寻，原址早已变成高楼。以前的路也变了，洪崖洞以前陡峭的阶梯他爬过，现在变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景点。走在解放碑一带，他能历数一栋一栋的高楼何时拔地而起。

挑煤的好生意持续了10多年，最多的时候每天要送两吨煤，工价也逐渐增长，一天能挣100多元。煤球变成了蜂窝煤，国营煤店也变为私人承包经营。1996年父亲去世，大石回合川老家待了一个多月，再回解放碑，很多老客户就此流失了。那时候，很多农民都进了城，重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扛着一根扁担的挑夫，他们被当地人称为“棒棒”。

大石继续挑煤，只是业务量大不如前。他和妻子长期租住在自力巷，那里的房子破旧，但便宜。后来他从房东手中租下部分自力巷的房子，再转租给进城务工的“棒棒”，成为了“二房东”。

直到2014年何苦拍摄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时，大石依然还在挑煤。但那时候重庆主城区已经禁止烧煤，餐馆、居民都用上了天然气和瓦斯气，只有一些老房子里的居民还“偷偷摸摸烧”。

据了解，重庆从2000年开始就对主城核心区域内的燃煤设施实施了清洁能源改造，2011年开始，主城区便一律禁止烧煤。

大石的业务也因此有了拓展，帮人送面粉、扛米、在工地做杂工……“从13岁开始，算起来挑了40多年的煤。”大石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这个担子很重，一直压在肩上。

1982年刚进城时，大石的儿子才1岁多，10多年后，他和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。妻子只比他晚三四年进城，除了做家务、照顾孩子，也跟着挑煤、干杂工。

在城里扎下根他在重庆买了房，每月还领上“养老金”

大石位于重庆南岸区四公里的家交通便捷，出门就是轻轨站和公交车站，他看着手机数过，从四公里坐公交车到解放碑只需要15分钟。有时候，他会带上老年卡，坐公交车去解放碑转一转。

2007年，大石终于在重庆城里买了第一套房子。靠近解放碑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旁边，30多个平方的小套间，5000多元一平方米。

后来，他又在南岸区四公里买下一套更大的房子，将解放碑的小房子卖了，赚了8万元差价。曾在自力巷打工多年的棒棒老杭说，大石目前买了两套房子，但涉及“资产”的问题，大石总是避而不答。老杭还说，大石曾摆过一个“龙门阵”，说儿媳要是再生个孩子，他就给20万，但儿媳没要这笔“奖励”。

↑5月16日晚上9点过，大石提出带记者去解放碑逛逛，“那里有很多外国人”

老杭曾长期租住在自力巷，跟大石有20年的交情，今年已75岁。比起大石，他进城打工的资历尚浅，50多岁才进城做了10多年棒棒。在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中，老杭被人骗，总在治肿胀的腿。在他看来，大石除了能吃苦，更重要的是“有头脑”，所以能在城里扎下根。

如今，老杭已回到老家。他的家在重庆南川区大观镇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儿媳在镇上守着孩子读书，只有他独自在家。整个山坳里三栋房子，包括老杭在内只有两个“留守老人”，山林葱郁，清幽静谧。

当地政府在大观镇打造了一个乡村游景点，老杭家的土地都流转了出去，一年有7000元租金，另一笔收入是每月100多元的新农保。他以前去正在建设的景区拔草种树，100元一天，但去年开始工头不再喊他，因为年纪太大。

他舍不得花钱，总是儿女回来看他时给他买些肉菜。最近最大的一笔开销是花了4000元装了一口假牙，他觉得花得不值，“不好使，吃东西的时候感觉松，拿来洗的时候又取不下来。”

老杭在门口的一溜田里种了点蔬菜和水稻，养了几只鸡、一条狗，另外还有一桶蜂放在二楼卧室的窗口。他打算把养蜂的“事业”发展起来，养蜂他有经验，不费体力，环境也合适。

↑老杭一个人在老家，过着清净的晚年生活

大石在城里过着另一种“退休生活”，每月领2000多元养老金，妻子也有2000多元。他很庆幸，2003年时，在一个亲戚劝说帮助下，夫妻俩转成了城镇居民户口，并一次性花了3万多元购买了养老保险。

买了房子，领着“养老金”，拥有城镇居民户口，大石算是真正在城市扎下根来。更让他满足的是，一对儿女也在城里有着安稳的生活。儿子在做电器维修，儿媳接过“二房东”的生意，做房屋租赁中介并照看读初中的孙子。大学毕业的女儿辞去工作，目前在家带孩子，女婿经营摩托车汽配工厂。

有专家指出，“第一代农民工”主要是为了家庭生计进城打工，但他们的身上又无一例外地背负着“代际跨越”的使命。事实上，实现这样的家庭“代际跨越”的例子少之又少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大石算是通过进城打工，完成了一家人的“代际跨越”。

已经“功成身退”的大石本应该安享晚年，但儿媳李红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父亲依然有“操不完的心”。哪个兄弟姐妹有点事，他就整天忧心忡忡。有时回到合川老家，他也要一大早打电话来过问给孙子煮的什么。

如今，大石夫妻跟儿子一家住在一起，但闲下来后，他便觉得不习惯，有些无聊和寂寞。他说，过两年孙子读高中后，他就跟妻子回老家养老，“那里才有熟悉的朋友和生活。”

还是那个农村人老两口觉得，“老家才是根”

三年前，大石遭遇人生中最大一个坎，做了一场大手术，摘除了一个肾。他再也没有以前的力气，长时间在家休养，更加沉默，也更加想念老家。

现在，差不多隔一两个月，大石就会回一趟老家。他和妻子在老家种了些土豆、生姜、大蒜等作物，两人每次回老家都大包小包，带上几天的口粮，回城又大包小包，把地里的收获带到城里。

女儿说开车送他们，老两口断然拒绝。他们舍不得花钱，每次回去都刷老年卡坐轻轨、坐公交，再赶短途的中巴车，虽然要三四个小时，但只需要花10多元车费。

↑闲下来的大石有些无聊，有时候在小区外“棒棒”的场合里凑个热闹

回到老家，夫妻俩往往会待上三四天，下地干活，跟村民闲聊。大石常常到堂兄石建国家串门，吃了晚饭又一起在村里散步。石建国说，“进城几十年，他没变，还是那个农村人。”

大石也承认自己一直是个农村人，“胆小，没有见识，把握不住机会”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“后知后觉”。

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挑煤的时候，有朋友拿5000元起家，后来做成了服装批发的大生意。另有一个挑煤的朋友很早就开始买房，买进卖出，前后买了二十多套房子，也早就“发了”。

“我们只晓得把钱存银行，那时候利率高，觉得吃利息就不得了了。”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大石已有几十张存单，存款总额超过10万元。他首先回老家修房子，花四五万修起了村里第一栋两层小楼。

那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会在城里买房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。

如今，老家的房子已经毫不起眼，但干净整洁，竹林掩映间格外清净。夫妻俩还是觉得，老家才是根。

10岁那年，一场山体滑坡压塌了大石家的房子。父母不得不搬迁重建，那时候请人干活不要工钱，“只需管饭就行”。但这场变故，还是让一家人走上了欠债之路，直到20年后，大石在城里挑了两年煤，才把借的钱全部还清。

↑大石位于老家的房子，曾是村里的第一栋楼房

大石说，那时进城就是为了讨口饭吃，只要有活干，就拼命地干。

走在夜晚繁华的解放碑步行街上，大石不禁感叹，“我们进城那会儿，总感觉要低人一等，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，挣最苦最累的钱。”他说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没有以前那种情况了。

大石很敬佩何苦，从内心里感激这个纪录片导演。他说，《最后的棒棒》让大家认识了他们这群“下力的人”，得到了社会的尊重。

今年国庆期间，大石准备回老家办一场七十大寿，宴请以前的老朋友、老同学。只读了三年书的他，至今还与很多老同学保持联系。

他还要请何苦上台讲话，10多页的讲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但女儿看了后觉得太长，告诉他必须删减，“不能让大家饭都吃完了，何导还在上面讲。”

这份10多页的讲稿，大石花了一个多月才写完。他躲着家人，有时候趴在茶几上写，家人坐过去后，他又挪到阳台上，阳台上有人，他又藏到卧室里……儿媳李红英讲起来忍不住笑，“有时候觉得这个沉默的老头特别可爱。”

红星新闻记者杨灵摄影报道

编辑何先锋责编官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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